【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精神文化消费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曹祎遐研究员看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创意产业大有可为。以下是她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精神文化消费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从文化旅游到社交媒体,文化消费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消费升级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显示,2014-2019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占GDP比重由3.76%增长至4.50%,2021年6.5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达119064亿元,比上年增长16.0%。
我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文化创意助推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比比皆是。比如,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通过抖音变现“不倒翁小姐姐”“敦煌飞天”等文化IP,2019年客流量达到1.2亿人次;江苏盐城唐渎里成为盐城地标文旅街区,大幅带动了盐城当地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发力的产物和结果。那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到底能做些什么呢?今天的演讲,我就此和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
为什么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发展势头迅猛。数据显示,文化创意产业每年为世界创造2.25万亿美元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近3000万个就业机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文创产业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有所助力,更重要的是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核,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是完全契合的。
首先,文化创意在大众中的推广普及能够为价值观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可以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要,这是其他产业难以实现的。一方面,文创产业大众化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加深人民对价值观的理解,提高认同感。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消费者对高质量的文创产品和服务需求越来越高,需求端正在成为文创产业链的中枢。这样的趋势下,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文创主体能够更灵活地应对需求变动,从而给整个市场和行业都带来活力。
其次,文创产业能够成为要素黏合剂,赋能全要素,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是经济实现增量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它能够盘活现有资源,给予它们“第二次生命”。从更宏观的产业网络视角来看,文创产业能够帮助创新创意要素实现全产业链的渗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农业为例,在农业生产环节我们可以提供种养殖体验和观光游览,衍生开来也可整体形成创意农庄、休闲农牧场的有机体,提供养生、禅修、茶道等高附加值的休闲娱乐活动,加强游客的深度体验,领会文化意境,在销售环节可以用品牌和包装讲述人文故事,提升顾客的获得感。前一阵和日本友人聊起,日本通过“半农半X”方式(即鼓励年轻人将自己的创意和技能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创意农业的“升维”与农产品的再开发和创新营销。有数据表明,农业资源的再组织再创造,其资源回报率要比单纯的畜牧业高。
第三,文化创意还可以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路径。在每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城市化阶段,都会遇到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此时,文化创意要素可以作为“渗透”的媒介,通过赋能全要素的方式提振乡村经济,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基于文创要素高投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特点,让这个机制的运转成为可能。此外,文创资源的转移和发展基本不会造成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消耗,一旦在当地形成规模,就能不断涌现出持续提振经济的潜力,有助于当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例如,日本的田舍馆村受到“麦田怪圈”的启发,从1993年开始从事稻田画,每年举办“稻田艺术节”。在此基础之上,当地村委会还设计出两种稻田画的观赏方式:一种是观赏的游客乘坐吊车或是直升机的俯视观赏;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由远及近的透视法种植,让游客在地面的平台上也能欣赏稻田画。稻田画的创意农业形式跳出了种植业传统盈利路径,用文旅拓展了种植这个环节,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盘活了经济。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直都在不断演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集成各国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又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需要为各产业现代化指明方向。从历史维度来看,我国文化创意的产业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兼顾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从2009年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开始,我国逐步提出均衡发展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均衡发展。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政策对文化产业公益性的关注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产业惠及人民精神文明需要的要求。在宏观政策指引下,国家公共文化云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数据平台开始建设,“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对大众免费开放。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愈加重视文化附加值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优化对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陆续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科学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夯实了文创产业基础。
第三个阶段的重点是用科技手段提升文创内容质量,加速融合发展。动态发展是市场的主旋律,对于文化产业来说也是一样。人民的精神需要从初期的基本、基础需求,逐步发展转变到个性化、多层次。近两年,文创产业基本供应量充足乃至溢出,然而依然存在明显的问题,即高阶文创产品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国文创产业的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精神需求,开始追求差异化、深度融合的文创产品。2017年发布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是首个提出“数字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政策文件。随后一系列围绕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规划文件也延续了这一趋势。可见,事业与产业的叠合、高阶文创产品/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用户参与创意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化文创产业的发展特征。文创产业的这一发展趋势和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完美契合。
加强文创产业的硬、软实力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为此,文创产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建设。
一、从产业角度来讲,文创产业吸纳新技术要素,需要变革产业链。
新技术的投入是文创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大大提升了文创链接各地资源的可能性,拓展了文创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盈利模式。由“微笑曲线”可知,如果一个产业着力于研发和营销,将比专注优化制造所得到的产业附加值更多,并且呈指数级上涨。这一特点在文创产业上体现得更为鲜明。数字化手段能运用大数据显著提升研发和营销的效率,使其产出大量更优质的成果。可以说,数字化是文创产业发展的“推进器”。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我国文创产业迈入了科技化数字化阶段。比如,乡村可以通过在城市地铁站、图书馆等文创载体搭建多媒体展厅,甚至使用3D投影、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推广当地文创产品和文化资源。这些数字化资源和技术依托实体创造文化价值,从而创造低成本、高附加值、高差异度的产品,使溢价变得可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我国在这个领域已有初步探索和尝试,2019年腾讯与云南省合作推出了 “云南新文旅IP战略合作计划”,腾讯自研编程平台“扣叮”在云南省沧源县展开“编程扶贫”。而基于大唐不夜城,《大唐·开元》就像它的“镜像虚拟世界”,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大唐元宇宙的内容搭建和创作。
二、关注场景化体验,呼唤高质量内容的文化创意输出。
如今,中国消费者已经不再为同质化、批量生产的文创产品所满足,转而渴望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差异化产品。“沉浸式”“场景化”成为文创产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标志着我国文创产业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生长阶段,呼唤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消费端已开始主导市场,成为中国文创供应链的关键环节,甚至与创意端融合,这促使文化产业体现出重视场景化体验要素和高质量内容要素的特点。《唐宫夜宴》《觉醒年代》《中国奇谭》等一系列IP爆火,体现了消费者对优质、有深度的内容的青睐,尤其是对扎根中华文明这一丰厚土壤的文创作品的偏爱。在这样的市场大背景下,未来成功的文创产品都不可避免地要含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内核,才能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命力以及穿透力,从而形成本土文创品牌,并生生不息地辐射各个年龄段、各个类型的消费者群体。没有文化内涵的量产化产品,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长久生存。而场景化则能够将这份生命力延展到整个空间里去。因此,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文明内涵,为其插上技术的翅膀。场景化体验要求文创产业改革组织形式,培养一众新业态,进行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业现代化。比如,北京朝阳门复建、故宫探索都搭载了增强现实技术,不仅能实现场景重现,还能让游客同时浏览历史人文知识、参与趣味游戏、指引行进路线。
更好拓宽文创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
和其他产业一样,文创产业的现代化也离不开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推进。从顶层设计往下,由创意端而上,在中段的工业化制造强化基础,就能够更好拓宽文创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用文化创业的活力改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困局。中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公共文化设施城市相对较多、农村相对较少,东部发达地区相对较多、中西部落后地区相对较少,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不少空白点。有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薄弱,弱就弱在缺乏基本的支撑和依托、缺乏基本的场所和载体。必须把投入更多地向这些地区倾斜,实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更好地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在此基础上,接下来还需要注意统筹基本普适和多样差异化文化需求,统筹公益因素和市场因素,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整体规划、协同发展,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可以参考国外文创产业拉动投资的方式,用政府投入撬动社会注资,改善文化创意市场主体投资结构,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激发自主创新。比如,可以采取基金的形式。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文化产业市场化成熟的标志和产物,通过战略性投资布局与严密的风险管控,进而实现文化产业投融资主体及渠道的多样化。在金融服务文创这方面,长三角可以进行更多合作。
二是增强在工业制造环节产品化的能力。文化创意有着赋能各产业全要素的巨大潜能,我国文创也常常有一些优秀的设计涌现,但在落实应用方面常常遇到难题。即使强如故宫文创,在推出产品初期也因没能满足消费者的质量期待而受到差评。因此,打造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本土文创品牌需要有很强的工业化能力。而目前我国文创产业链中制造企业参与度不高,更像是一个代工厂。高质量的文创产品制造需要制造企业的积极融入,也需要创意企业有高质量的意识和要求。设计企业和制造企业互通有无,加强双方的“跨界合作”,才能将我国强大的工业化能力转化为文创生产力。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点,那就是:打造文创单品易,实现“各有特色、形散神不散”的文创集群难。整合是摆在很多文创品牌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一方面需要一种把不同产品“串珠成链”的智慧,让消费者感受到一个旗下商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需要围绕文创产品家族,形成一套流畅的“准入—退出”机制。在这方面,长三角地区有条件也有能力率先进行探索。
三是创意端必须激发主动的创意创新,形成创意生态系统。我国的创意生态系统仍然处于初步形成阶段,需要资源、人才等要素投入来营造发展氛围,同时也需要其他产业的投入堆叠出初期规模,创造“造血机制”。以创意农业为例,在发展初期培育文创新业态,势必需要转移和投入部分农业生产力,如酒庄采摘体验、农田文旅体验等。但一旦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文创农业,就可以反哺农业发展,加速各产业核心创新的产生,变革产业链结构,拓展每个环节的发展空间,最终从根本上提升要素生产率。此外,产业集聚一直是企业活力的生成器tangxin。我们时常能留意到一个词语“后街经济”,通常指的是CBD附近自发形成的文博区,用于满足附近的社交等多种需求,这在全球顶级城市中相当常见,全球以纽约的百老汇和博物馆大道、法兰克福的博物馆水岸为最。我国文化历来讲究兼容并蓄,因此在上海、深圳等城市也可以看到这种文博区。大量的人才汇聚在一起,通过交流、学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获得文化积累。都市文化群在城市中形成了新的孵化创新的土壤,加速各产业核心创新的产生,变革产业链结构,拓展每个环节的发展空间,最终从根本上提升要素生产率。
【思想者小传】
曹祎遐,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副主任、创新工程“新文创理论与应用”首席专家,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晨光学者”、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兼任国家科技部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上海市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理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理事等。已出版专著七部,公开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二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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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曹祎遐